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事件的属性就像马拉美所言:一切思想都产生于骰子一掷。
事件只是对行动以及这个行动以何种方式存在的一种“创伤性”回溯。它不可能是“已经”被给予,而只是需要我们去证明它,即它不存在于某个提前为它命名的地方,也不是作为一种客观真理的方式存在,它并没有结构性的内在于事物的秩序中,正是这种无法提前预知,同时掩藏了彻底的偶然性的一种“例外”,给予了我们一种机会去理解事件。
 
对于一个已发生的行为记录,我们无法以事件之名对此作出任何总结性的解读,它也许只是对骰子一掷的描述,而无法去思想骰子,这个缝合点与事件的偶然性一致,它的断裂便是骰子从手中滑落与它不可知的过程,所以我所提供的报告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只骰子。
 
报告题目:《种植—循环》,地点/四川省温江县涌泉乡一组,方法/艺术家与农民签订种植一亩由农科院培育出的新品种小麦川育-12﹟的合同,并共同观察与记录种植动态综合系统,时间/1993年10月—1994年5月。
 
首先《种植—循环》的行动与它所处的环境一致,并从这个一般性的环境的多开始了额外的运动,即这个环境所维持的基本差异。种植地区的土地、气候、温湿度使这个现场获得了一个表面的仪式,但同时它包含了与这个正常相异,但仍保持着与这个表面一致的行动。种植计划的参与者:一方是种植计划的专业执行者,符合种植计划正常实施的农民;另一方是表面上符合种植计划,但不具备专业执行力的合作者,艺术家、科研工作者,但彼此在种植计划中成为共同承担者。所有参与者都必须首先满足种植——这个仪式化的表面,并履行在整个种植过程中的各自责任和义务(以合同的方式签字、盖章),但在共同责任之外,他们之间存有差异。科研者企图或者只打算获取整个种植过程中小麦的生长、病虫害防疫以及小麦新品种抗药性的实验报告(另一份报告);农民希望由于有了与经验相异的合作者合作,尤其是新小麦品种所带来的“潜在”的增加产量的期望;艺术家企图得到一个机会,对于不同系统之间的整合性知识是否可以获取?如何获取?
 
在这个小麦种植的现场,参与者的身份是暧昧的,并且可以被忽略,即他们所处的环境不能完全保持他们原有的身份(甚至农民也由于必须持续性的提供科研数据而变得“不专业”),但同时并没有失去“原有”的身份,但是他们都必须保持对种植这个行动的单一性,即他们必须对这个过程(7个月)保持忠诚;他们都必须符合关于种植劳动的全部要求,满足对种植过程所有功能的支持。身份差异被转为功能差异,劳动工具的分工维持了关于种植行动的正确性,又使它替代了身份的任何特殊性,他们不能因为其原有或者固定的身份而采取任何不符合种植劳动的规则(沟不能挖歪了,间距必须一致,种子的密度必须符合标准------),这个现场的所有行动都必须被展现在这个行动的表面——对于一亩小麦的种植。这个行动的表面临时性的控制了这个现场,并使任何特殊性和想象性的动机变得无效,这种无效使任何潜藏主动性行为的企图都受到抑制,所有人共同处于一个软弱的时间,即行动表面的规则大于任何个体的欲望,并使欲望处于无力,它使每一个个体在双重行为的纠结中,每一个个体都有其个体的目标(主动的),但都对其它个体行为表示服从(被动)。软弱的时间使原来明确的位置产生了错致,简单的对持失去了距离而变得松动,每一个个体的完整性(主动采取行动的能力)受到了抑制,行动轨迹的不确定,使时间变得混浊,而无法被统一的命名,现场出现了多余。多余的时间吸纳了每个个体行为的剩余——无法完全被正常时间证实的那部分,即每一个个体都无法采取一个单纯、干净的行动,对于艺术家(含科研者)他主动进入的这个“游戏规则”同时使他处于完全不能主动的境况,他完全清楚他参与的行动的真实含义,但他仍然不能对使他陷入被动的规则采用任何妨碍与破坏的行动,否则,表面行为(种植)的丧失,只能导致整个行动的崩溃,他甚至不能用任何方式声明他的真实含义——一次艺术可能性的行为,因为这个宣布毫无意义,甚至连追述都变得可疑。农民好像是一个知情者,但他被完全限制在他对于种植——粮食——丰收这一线型行动的忠诚之中,他对于艺术家无法宣布自己动机的处境毫不知情。
 
《种植—循环》生产了一个没有清晰轮廓的位置,它发生于这个环境的多,并成为了这个多的一部分,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多。它无法被命名,对于这个时间与它的意义,我们应该是一无所知的,它有可能是我们想去理解的事件和由事件生产的主体。  
 
 
                                汪建伟
                                   2013. 6.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