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我的工作就是与对象打交道，而对象是不稳定的，作为对象的艺术，超出了我们的想像的密度。
我每天从工作室开始就必须面对一个庞大的清单：工作室与街道隔离的大门、一只流浪的猫、F钳、锯末和废料、电脑中不断生产的图形、手机屏幕上出现的信息和形象……这些被我描述下来的对象本身并不存在着某种等级，我只是面对了所有物的汇集，并不能自动生产出某种价值？而这些对象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我切割掉昨天凹凸的部分，或者稍后让电脑的图形再次通过新的滤镜，所有这些接触的对象，尽管存在着许多停顿和前后顺序的不同，但是我并不能肯定的指出，金属的意义大于猫，或者反过来？正如特里斯坦·加西亚（Tristan Garcia）所说：“我们有一种将每一个物都限制在一个归属域：对亲密生活、家庭生活、某国家、社会、阶级、文化、艺术品、美、爱、性……某种实践、自然、动物和概念的兴趣。在这些兴趣的可能域中，一些物总是比另一些物更重要……”所以他认为，诸物必须是“反——决定性”的。
这个“反——决定性”的世界，导致了对象的平和平的民主，这就是对象导向的新的政治，这个政治是从我们每天第一次接触的诸物开始——牙膏、茶、面包、点击鼠标、浏览手机信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组织了这些物的群落和它们的相关性？
任何一个物，都是一个具体之物，它已经包含了它自身的丰富性，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外部知识的投射。
这样可以将一个艺术家与作品、与它的工作的过程，理解为一个具体之物产生的过程，斯蒂格勒称这个过程是一个个体到个体化的过程。
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信息化的过程，如同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所言，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控制论，即生物与机器通过输入——输出而产生的类比机制，就像“事件·过程·状态”中那样，我所关心的是一个“灰色系统”的产生。一个系统从最初的稳定，到信息的不断输入，系统产生相变，随之而来导致现象转向，原有的系统结构瓦解，新的结构出现。
我们在任何一个事物上所展开的关系，都被有限性所困，在中国哲学中就有著名的例子“白马非马”，即一个对象总是包含了“另一个”？尽管我们不愿意剥离它们，但我们仍然很难同时面对我们是在与一个动物打交道，还是与色彩打交道？人与人，物与物，与世界的关系一样，总是受困于关系。在这个著名的悖论中，我们还看到了我们日常的尴尬，即马可以是白色，但白色不能还原为马？这也许就是我们身处的世界。
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复合体的产生方式，一种关于地质时间带来的关于不同要素之间彼此互动和并存的场域，是由垂直形成的堆叠与技术的直接相遇，重新定义了个体以及它的形式。
2009年，我注意到了两个事件的报道，一个是关于富士康公司在一年之内，相继发生了多起跳楼自杀的事件，自杀者的年龄从17岁到23岁；另外一起报道是关于一个从长沙到广州打工的家庭，一个未成年男孩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在两个报道中，我注意到了两个描述：第一，在富士康自杀的人群中，根据自杀者死亡的时间，发现有的自杀者在自杀前30分钟还在往自己手机里充值；另一个是当小孩杀死了母亲后，他拿着那个杀死母亲的木棒对他的父亲说：“爸爸，求你了，你让我把你杀了吧”。这已经不再是我们所理解的虚构与真实世界的界限被混淆而带来的困惑，而是对象超出了我们的理解，人与用户、人与技术，形成了新的躯体和新的法，新的法在使用中诞生，是一种在云之下垂直于水平之间的博弈，终止了我们习惯的流动而形成了某种阻碍，这种阻碍来自于我们对每一层的理解无法垂直的打通，这种阻碍重新切割了我们认知的边界，最终它呈现了一种吊诡的当下与未来。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对象不可能穷尽的意义，对象总是超出观念、技术，如同一块发光的金属“镍、自然、以及环境”，它从它（主要存在）的物理性物质不锈钢中被剥离出来，成为一种元素、一个对象、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除了已有的技术、工具和属性，还包括：随着气候变化的温差与收缩、焊工的手艺、砂轮的密度，这个过程使镍不仅仅是可以还原为一种金属，无论是它离我们如此之近，在高铁的车辆里，在过街天桥的围栏中……还是它离我们如此之远，它的生成来自于四亿年前的寒武纪，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们理解了它，进而理解了它和它的世界？它仍然在我们熟悉的环境之外等待着我们去发现，作为一个对象，就像哈曼所言，任何对象都不被已有的关系所穷尽，对象在关系中隐没。
由于对象的不稳定，我的工作只能被理解为被不断的扔进了接触。
汪建伟
2019.11.20